同學在他的網誌中提到今年的驚蟄是三月五日，但是直到了三月十八日才開始打雷。同人記得有一天在收音機聽到廣播主持人說到打雷了，或許象徵台灣的局勢要開始改變了，當時沒有特別注意時間，既然同學提到了，於是趁這個機會問他知不知道第一聲春雷響的時間。
同學說他記得是在學校，他站導護老師的時間，應該在 7:30 到 8:00 之間聽到第一響的春雷。知道了約略的時間之後，同人就取 7:45 打出了今年的春雷時盤，然而尷尬的是，打出來的時盤其命宮在牡羊座與金牛座交界的位置，看起來似乎要用更為精確的時間才會知道春雷時盤的命宮，到底應該是落在那一個星座。
上網查了一下，發現有人在 3/18 的 7:38 分左右留下了「雷公公，別嚇我」的訊息。按常理研判，第一響春雷的時間應該不會晚於這個時間，因此同人用 7:35 的時間打出了今年的春雷時盤。 閱讀全文
慈濟與計程車隊爭大愛商標，計程車隊敗訴，Satans 認為慈濟並非不慈悲，而是擔心乘客因為信任慈濟而搭乘大愛計程車，卻有可能會讓他們遭遇到不幸，因為事實上大愛計程車隊並非慈濟所經營的，他們並無法介入管理來確保乘客人身安全或在乘客受到傷害後進行善後。他最後還提到了慈悲必須思考智慧的觀點。
所以慈濟此舉真的只是為了捍衛所謂的商標權不讓別人使用嗎？我想並不盡然。佛教的教義不是只有慈悲，還有智慧，從來都不是只看眼前事，而不思考這樣做會不會反而造成其他問題的。
同人認為 Satans 說得沒錯，佛法中的慈悲從來就不應該忽略智慧的。沒有智慧的慈悲，並不是大愛，因為它會產生令人迷惘的障礙，阻礙人們對佛法真理的認識。然而，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同人並不能贊同 Satans 認為慈濟是因為慈悲才爭大愛商標權的見解，因為慈濟在這事件上所表現的並不是智慧，而是我執，我認為這事件慈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爭取利益，根本談不上「慈悲」兩字。
為什麼同人會這樣說呢？因為如果 Satans 的說法成立，那麼就意味著慈濟的經營管理能力勝過大愛計程車隊，可以防止不幸的發生（當然 Satans 也清楚這個很難做到），或是為傷害處理善後，但這是一個難以驗證的假設；大愛計程車隊有十多年的服務實績，而慈濟卻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們是憑藉著什麼來判定慈濟會做得比大愛計程車隊好呢？因此這樣的假設所代表的是個人主觀印象或是有光環效應的偏見，因此 Satans 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推論。
尤其慈善事業不會比營利事業還高尚，存在必有其價值，不同的情況會需要不同的法門，如果營利事業能夠為客戶創造超乎所付價錢的價值，它對社會的貢獻其實是不輸慈善事業的。以佛法講求中道空觀的觀念來看，認為非營利目的會比營利目的還來得偉大的觀點，其實是非常要不得的偏頗。
或許有人會說，慈濟其實不用做得比大愛計程車隊好，因為乘客以為大愛計程車是慈濟經營的才會乘坐，但乘坐後卻發生不幸，因此慈濟應該要負起道義上的責任。然而，大愛計程車隊並非假借慈濟名義來誘騙乘客搭乘大愛計程車，他們所提供給乘客應有的服務，也可以在發生問題的時候負起責任，沒有證據指出他們會把責任推給慈濟，所以根本不需要慈濟負起所謂的「道義上的責任」。 閱讀全文
這幾年來，每到農曆春節，同人總是會看到聖嚴師父提出一句祝詞來向大家慶賀，平均每兩年會換一句新的祝詞。從我在中山樓參與第九屆的佛化婚禮的「福慧平安」年開始、到前兩年的「和喜自在」年，我都覺得這些祝詞意義非凡。特別在今年，當我在公車上看到「好願在人間」的短片時，心底更是興起了無比的感動。
同人清楚這種感動並不是來自於「法鼓山」的號召力，而是有感於聖嚴師父對我們所處的世界的關懷。他在短片中說到：「心願小，但力量大」只要人間充滿了好願，那麼人們就會實現好事，讓世界變得更好，當然也就會讓我們的運氣好轉了，這正是「許好願，做好事，轉好運」的觀念。
「好願在人間」當然必須從自身開始做起，讓我們以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的方式，來促使我們身處的環境產生由內而外的變化。然而，當我們的心情受到環境影響時，我們將會難以抱著積極正面思維來看待任何的人、事、物，當然更不用說可以做到「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了。
因此，為了化解這種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有些人會認為：「如果他人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了！」並且想盡辦法要他人改變他們的信念與行為。例如他們會批評與自己不同價值觀的人，認為這世界的問題都是某種人沒有按照某一種「道德標準」去行事，只要讓這些人改變，或是不在生活中受這些人的影響，才能讓他們維持積極正面的處事態度，於是他們常會希望別人能夠按照他們的心意來改變。
然而在現代，這種願望卻是幾乎難以實現的。或許在過去，極權主義還可以令人民把獨裁者的道德標準奉為圭臬，然而在強調多元價值的民主社會中，我們所能改變的人有自己。如果想要強迫他人改變，排擠與打壓價值觀差異的人，只會令人陷入黑暗漩渦當中，讓我們活在一個充滿衝突與對立、並且容易讓人陷入不斷惡性競爭的世界當中。
因此同人認為，許願的目的並不在於改變他人，而在於堅定自己的信念。 閱讀全文
隨著時代改變、科技進步，讓人類的生活更為舒適而便捷。而當科技的應用為我們突破時空的藩蘺時，卻無形之中，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使得人際互動變得更為頻繁，因而突顯了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裡，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地需要與他人溝通，如果沒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就很容易陷入許多無謂的衝突與糾紛之中，無論是待人或處事方面，都是令人深感困擾。
因此，與他人溝通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具有可以舌燦蓮花的口才或演說技巧，而是要有能夠與別人進行有效的溝通。讓雙方針對溝通主題釐清想法，並且想辦法化解彼此歧異以達到共識。然而，要如何進行有效溝通呢？最近，同人聽到一場課程，提出如何掌握溝通的「關鍵時刻（Moment of Truth）」的方法，可以讓我們在溝通過程中，透過不斷循序反覆經歷探詢（Explore）、提議（Offer）、行動（Action）、確認（Confirm）四個階段，與他人進行有效的溝通。 閱讀全文
同人在寫完了〈讓世界走入台灣，讓台灣擁抱世界〉後，在早餐時從廣播中聽到達賴喇嘛天下雜誌的專訪中提到，二十一世紀的優秀領導人應從權力轉向為對話。同人驚訝地發現，我前一篇文章的觀點竟然與達賴喇嘛的看法不謀而合，於是在網路找到了這一篇專訪。
在這一篇專訪中達賴喇嘛提到面對全球化議題，他認為全世界的通訊，也就是交通與資訊變得更方便了；即使在地處偏遠的達蘭莎拉，這些改變也能使當地人生活更便利，設備更先進，那就更別說是台灣了，所以世界變得更小了，來自其他地方的有用資源，接納、使用，沒問題。
然而在另一方面，達賴喇嘛認為會對當地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國際公司有巨額資金進來，它們的經濟實力使得小規模的當地經濟體無法相比。本來本土生產的東西，對當地人來講很實用，但因為全球經濟和外資，傷害了當地的經濟。
達賴喇嘛認為可以透過在各方面展開對話（dialogue）來解決問題， 閱讀全文
民主國家以直接民權制度來表現主權在民的原則，它在實際上補救代議制度之各種缺陷。在今天，實施公民投票制度之國家愈來愈多，而在台灣也立法實施公民投票，以解決重大之政治爭議。
公投無疑是台灣民主化的一大進步，透過公民投票可讓展現出人民對公共事務的意見。蔣友柏在他的白木怡言中提到，「公投」是人類自由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到目前為止一個最文明的表現，也是政治人物對人民的權利表現尊重的最高境界，因此他贊成舉辦公投來決定台灣是否應該要加入聯合國。
蔣友柏認為要贏回以前失去的尊嚴，我們應該讓公投過關，但當全世界都聽到了我們的聲音之後，我們反而不要主動申請加入聯合國，而是要好好地思考如何做到「讓台灣走入世界，讓世界擁抱台灣」。
相信許多人都能認同公投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文明表現，但它真的是政治人物對人民權利表示了尊重嗎？Joyce 認為未必是如此，他提到公投的理想在於人民自覺自決，進一步使政府的權力下放，但他指出即便是最溫和的入聯公投議題卻也被政黨理念綑綁玷汙。他說：
入聯公投是個重要的台灣群體宣言，坦白說 Joyce 真的很厭惡與總統大選同時進行，降低公投的層次與純度，假如分開辦，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民眾，自然會自發地去投，投票率不高甚至未到有效票數，則繼續舉辦，這才是公投的真意，當然假如民眾真能理性地不受政治人物操弄而投下公投票則另當別論。
Joyce 延續了蔣友柏的觀點，提出了行銷台灣的兩大品牌策略，也就是經濟與慈悲。在經濟方面，他舉了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的例子，認為比起花錢買邦交，台灣政府應該可以試著建立小規模的台灣主權基金；而在慈悲方面，他認為若要在國際發聲，國際非政府組織絕對比聯合國適合台灣耕耘，藉著參與國際弱勢抗爭的過程，我們也能將台灣困境傳達出去，並藉此獲得更多的同情與聲援。
同人認同台灣應勤加耕耘國際非政府組織，但卻認為主權基金並不能解決台灣的困境，因為它將會衍生更複雜的問題。依據維基百科的說法，國家主權基金易受到政治上的影響與官僚干預，將會犧牲其獨立性與專業化運作能力。同時，其資金大部分投資於海外資產，政治上極為敏感。如果一國主權財富基金缺少足夠的商業性與運作獨立性，就有可能被認為是該國政府的政策工具，更容易遭受投資東道國政治上的指控與阻力。
從淡馬錫在美國國會聽證會的答詢內容來看，就可以理解國家主權基金可能會產生的複雜問題。西方國家擔憂外國政府擁有的主權基金在投資時，可能出於政治目的而非商業利益。因為這些建立主權基金的國家，可以透過收購股權取得戰略關鍵技術和國安科技，或是操縱國際金融。西方國家對主權基金的疑慮，正說明了國家主權基金常會牽涉到複雜社會問題與政治因素。
在世界日益複雜的今日，經濟、社會、與政治往往是相互牽動的，因此政治利益的矛盾與衝突常常會阻礙經濟發展。而政治的對立往往是一場零和的競賽，以現今情勢而言，要扭轉台灣處境的劣勢並不容易，究竟我們該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呢？同人認為，我們應該「讓世界走入台灣，讓台灣擁抱世界」。 閱讀全文
本文係投稿於 CNet / ZDNet Taiwan 的初稿，並分為上下兩篇文章刊出，未經 ZDNet Taiwan 編輯，其內容可能會略有差異。
軟體專案開發常常會面臨時間不足的問題，尤其在台灣，Price on Cost更是不容易達到的理想，迫於現實，開發者只能硬著頭皮上陣去執行不可能的任務。但最後的結果卻常常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即使透過不斷地加班，任務依舊還是無法完成，而且還會造成團隊士氣低彌，使得開發者缺乏工作的成就感與滿意度，甚至使專案開發人力大量流失。
其實大多的軟體開發者都期望專案能爭取到足夠的開發時間，不希望他們的青春浪費在無意義且永無休止的加班上。然而，軟體開發的現實就是如此殘酷，受到開發組織的營運面影響，通常專案總是很難爭取到足夠而充裕的開發時間。專案常會受限於市場競爭壓力的考量，為了爭取專案的機會常常會不得不遷就營運觀點而放棄工程與技術的堅持，因而使得專案無法爭取到合理的開發時間。
在台灣，軟體的定價通常是由市場供需機制所決定的，而不見得可以考量到軟體開發的成本。當市場競爭愈激烈時，軟體的價格就相對地會降低。開發者為了獲利，於是就必須想辦法降低開發成本，才能獲取相當的利潤，於是軟體的品質就會受到影響，因為軟體價格實在太低了，開發者只好捨棄一些可以增進或維持軟體品質的作業。結果軟體品質就會變成時間允許才能夠達到的一個理想，而現實通常是「時間總是不夠」。
當軟體專案把軟體價格當做專案成本估算的基礎時，這樣軟體開發就會沒辦法重視專業，只能讓外行（市場因素）領導內行（研發設計專業），軟體開發者的痛苦夢魘於是從此開始。
所以，Price on Cost 的理想是很難達到的，現實就是這樣，專案就是難以爭取到足夠的充裕時間。但這樣要如何才能達到專案不可能的任務呢？從筆者在工作上的觀察中發現，不少的管理者會將這個問題焦點放在團隊生產力上，以提昇軟體的開發效率來縮短開發時間。不過，實際上卻不見軟體開發成果獲得到顯著地提昇。
通常，管理者會希望軟體開發者加班或是增派開發人力，來提昇軟體開發的生產力。軟體開發每日的總工時增加了，照理說應該是可以增加軟體開發的效率，但卻也因此引發出新的問題，也就是軟體開發出錯的機率也會隨每日工作時數或開發人力增加而增加，反而降低了軟體開發的效能。
為什麼會這樣呢？綜歸一句話，增加了生產力卻讓軟體開發變得更複雜，使得團隊無法有效整合、發揮綜效。 閱讀全文
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曾遭受到難以磨滅的心靈創痛時，是很難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即使造成創痛的事件已經結束，但那種刻骨銘心的刺痛感受卻是難以忘懷。不管任他人做什麼、如何做，往往都是無法彌補我們受到創痛的心靈。
當傷害已然造成，即使心靈創痛者已獲得正義，但再怎麼說還是無法彌補他們所受到的傷害。雖說「逝者已矣，來者可追」，旁觀者都清楚只要放下仇恨，就能讓心靈創痛者改變他們的生活，讓他們走向陽光、揮別過去心靈受創的陰影。但對身處創痛的陰影下，無法自拔的人而言，要他們放下仇恨又是談何容易呀？
最近在網路上，酥餅批評白冰冰已經獲得了正義，但仍然活在仇恨之下，因此認為她沒有資格要 228 事件家屬放下仇恨。針對酥餅的看法，同人在 funP 討論區中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我一直也很不喜歡白冰冰用充滿仇恨的方式來宣洩她的痛苦，但我認為社會應用更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受難者家屬，更應尊重他們的選擇，畢竟人非聖賢，當我們碰到同樣的事情，我們真的可以如此超然嗎？
如果一個人曾經經歷了恨意，但最後走出來了，教別人應該忘記仇恨，難道旁觀者該用「沒有資格」來批判他嗎？我認為不該，因為心路最難走，對好不容易走出來的人，難道我們該用過去他的不堪來指責他嗎？那麼你的資格又在那裡？
同人的看法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一些網友認為白冰冰是為了恨謝長廷才跑去支持馬英九。不過，這篇文章無意對這些辯論來做評論，卻想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心靈創痛療癒的問題。我認為用政治眼光來看受害者，總是會牽涉到不同群體的利益糾葛，往往無法同理當事人的心情。因此，這篇文章想用新時代與心理的觀點來探討心靈創痛的療癒。 閱讀全文
面對焦慮，許多人總是顯得憂心仲仲，並且讓自己身心處在一種緊綳的狀態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從充滿壓力的生活中解放我們自己，直到身心向我們提出抗議為止。
其實焦慮可以轉化成生命正面積極的力量，在成長過程是不可或缺的，但長期堅持在焦慮的狀況下，卻反而會變成一種執著，結果只是在自尋煩惱而已。尤其是在修行的過程，常會讓人要無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對焦慮，同人常會感受到一些修行者在無意之間展現出他們對焦慮的堅持。 閱讀全文
前一陣子，台灣人民對經濟感受的問題引起熱烈討論。Richter 在〈人民感受的問題〉中提到，考慮失業率、國族認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受訪者是否失業等因素，除了受訪者周遭的經濟環境（縣市失業率變動）以外，以國族認同「影響」人民經濟評價最大。
對於 Richter 的結論，Zulu 批評「2008 年寫的文章，卻引用 2004 年的資料」，指出 Richter 文章中所引用的資料，只能反映出四年前的狀況而不是現在。對於這樣的批評，Richter 則在他的文章中的後記中如此回應：
有人提出一種頗能迷惑人心的說法：「2008 年寫 2004 年的事，與現實脫節。」然而，許多關聯與因果具有恆常性，並不因時因地而異。包括「認同與意識型態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也屬於這個範疇。換言之，本文所觀察的現象一點都不新鮮，已在不同年代與不同國家重複得到驗證。這不但是政治心理學的常識，甚至是密西根學派的奧義。
真的如同 Richter 所說的，批評他的觀點與現實脫節是一種迷惑人心的說法嗎？這是一個令人值得省思的問題。然而，如果研究者的論述不夠完備，又沒有明白交待其觀點的限制與基本假設，恐怕反而會讓人認為迷惑人心的是研究者而非批評者。
依照 Richter 的說法，國族認同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而經濟感受是屬於一種政治態度與行為，因此國族認同影響人民經濟感受的結論是不受時空客觀環境所影響的。如果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那就代表著人會因為政治立場而忽略經濟實情，換句話說，人們表達經濟感受其實是不理性的，會受個人偏好所主導。但這樣的觀點卻與經濟學中假設人的行為是理性的有所違背，到底是那裡出了問題呢？
我們仔細審視 Richter 的論點可以發現，他把人民經濟感受視作為政治態度或行為。他依據了政治認同影響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理論，將人們認為不好的結論歸因為國族認同的影響，並從迴歸模型的相關性而得到驗證。同人不會說他的看法完全錯誤，但卻會認為他把問題過度簡化了，而且單靠迴歸模型的顯著相關並不能證明變項之間有影響力存在，因此我認為他的觀點是有偏頗而不夠完備之嫌。
把人民的經濟感受當做政治態度與行為其實是一種簡化的觀點。雖然經濟感受與國族認同應該存在某種關聯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人民的經濟感受並不完全是來至於政治，不同時空的經濟因素會導致政治在經濟認知上所佔的比重。因為一時的政治傾向與經濟感受的關係就忽略人民痛苦指數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痛苦指數代表令人不快的經濟狀況，等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總合。其公式為：痛苦指數 = 通貨膨脹百分比 + 失業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眾對相同昇幅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的影響，而認為人民經濟感受不好主要是因為國族認同，這是不夠嚴謹周詳的論點而無法讓人信服的。
其實，人民的經濟感受是否代表了政治態度及行為的表現，個體的需求層次的滿足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閱讀全文
